整理/谭丽挪 口述/王锦荣
我叫王锦荣，是搞书画的，写字也画画。这些年写得最多的一个字，就是“安”。人家问我，你咋总写这个字？我说，安就是平安呗。你看这个字，上头一个屋檐，下头一个女。女人有个屋檐待着，那就是安。我这一辈子，年轻时候没有这个屋檐，后来自己给自己盖了一个。现在七十四了，坐在屋里头写写画画，窗户外面风刮多大，我都不怕了。这就是安。
说起以前的事，得从1976年讲起。那一年，通辽招人去霍林河，一个新开发的矿区。说是招三千多人，半夜三点多就起来集合，敲锣打鼓的。家里人送我，一边送一边抹眼泪。可我不懂，我还挺高兴——我想着，这回能挣点钱了。
几十辆大客车，打着旗一路唱歌。半路上走错了，全是大草原，路就是两道辙印，绕来绕去，等到了地方都晚上十点多了。车子刚停稳，接我们的人就来了，说欢迎我们。窗外有提着马灯的影子晃动，还有敲锣打鼓的声响。我们迷迷糊糊下了车，紧接着点名、站队，被分别带往不同的方向。我被分到汽车队，帐篷是新搭的，一条大通铺，我们十几个人，行李一放，就算安了家。
第二天就开始干活，挖地窨子，盖房子。晚上睡觉，窗户上没有玻璃，拿破毡子蒙上。夏天还好过，蚊蝇多也能对付。冬天就难熬了。早上起来，门推不开，要是大雪把门堵死了，得从窗户爬出去。过年包饺子，没有水，把外面的雪铲铲，化了和面，就那么吃的。冬天下雪就封山，白毛风一刮，雪不下了，白毛风越刮越使劲，三五米看不清人脸，前脚走，后脚路就没了。车队出行，不敢单独跑，三五台车一起走，前后照应。那时候野兽多，狼群邪乎。车要是抛锚了，那就是要命的事。
有一回，我跟司机李玉去通辽办事。走到乌罕大坝，车坏了。正是腊月，解放车没有暖气，四处透风。冻得不行，鼻涕流出来冻成了冰碴子，手粘在车门上揭不下来。走不了了。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一个板房，是修路工人住的，都是男的。我们去借宿，人家为难了，男同志好办，你这女同志，没地方安排啊。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个地儿，是几条木板子铺的，上面有草，离炉子还挺近。有人给我抱了行李，我就睡上去了。好不容易天亮了，我从窝里爬出来，身上沾着干草和狗毛，腿是麻的，胳膊是僵的。吃过饭，站在雪地里，看着远处灰白的天边，我那时候就想，能有个安稳的地方睡觉就行。那年我24岁。
还有一回我病了，浑身疼，没劲儿，起不来床。卫生室没啥药，就那么扛着。连长王玉华来看我，偷着塞给我一个苹果。那个年头，苹果不是钱的事，是你买不到。我吃完那个苹果，好像就精神了，第二天好了。多少年以后我见着王连长，我说，王连长，你那年救了我命啊！她愣了：啥时候的事？我给你苹果了？我咋不记得了？她真忘了假忘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吃了病就好了。可我记了一辈子，必须的。
这种日子，人跟人之间反倒近了。三千多人，都是年轻人，有从农村来的，有转业的军人。年轻人在一块儿，难免要谈恋爱。后来有了露天电影，去指挥部那边看，离车队二里地。冷得要命，也去看。放电影的自己发电，吱吱响，放一段换一个片子。还有大喇叭，放歌、通知、喊话。等建得差不多了，晚上灯一亮，我们住的地方，从远处看，一排一排的，有人说像“小上海”。那会儿心里头也挺高兴，觉得没白干。
过年想回家，没有大客车，就坐“大六轮子”，一种六轮的大卡车。穿大皮袄、大皮裤、大头鞋，大口罩，后边看谁也看不出是男是女。三百多公里，一路颠，到家下车不会走道，到家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妈说，咱不去了，姑娘，别遭这罪了。我说没事，这不挺好吗？现在苦，将来就好了。
那会儿一封信要走好长时间。有啥急事，等信到了，啥都晚了。电话也没有，后来有了长途，也得摇半天，通了还听不清。最有意思的是看孩子，我们有了身孕的不能上班，就去帮生了孩子的同事看孩子，同事休完产假正常上班。
艰苦的条件确实考验人，有的留下来了，有的走了。我留下来了，没走。在大车队工会干过，搞宣传，写标语，欢迎车队回来，欢迎光临之类的条幅也常写。在土建处待过，跟着盖过地窨子，盖过楼房。后来退休了，在家写写字、画点画。两个孩子都很争气，在矿上上班。女儿对我的爱好特别支持，笔、墨、纸、颜料等都给我备齐。我加入了市书画家协会，我画的画也曾在市里画展上展出，有的还获了奖。找我要作品的老邻居、老战友，我很乐意送给他们。
我们这代人吃了多少苦，说不完。但大家互相帮衬，谁也不计较。你说“安”是啥？安就是一直努力地活着，活到了幸福安逸的这一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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